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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就是小题而大作,探微而知著。这样,许多问题才能说深说透,才不至于隔靴搔痒。其实,这种研究方法并非今人独得胸襟,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学者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已经取得了划时代的成绩。再说乾嘉学派中第一流的学者,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只不过在走了许多弯路以后又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罢了。譬如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中的多数文章,就是成功地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典范。如《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乍看起来仅仅是篇读书札记,仅仅论述了魏晋清谈时期的一个哲学命题,但是陈先生却能在所谓“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这个抽象的哲学命题中极精辟地洞察了魏晋时代两大政治阵营的对立与转化。如果再联系到中国七十年代末期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起初似乎也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最终却转化为政治变革的理论先声。经历了这场变革,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这种以小见大,一针见血的研究所蕴含的理论意义。曹道衡先生《从<雪赋><月赋>看南朝文风之流变》、《从两首<折杨柳行>看两晋间文人心态的变化》就明显地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谢惠连的《雪赋》与谢庄的《月赋》是南朝小赋的名篇。历来的文学史家多有论及。而曹先生不仅辨析了这两篇赋从“体物”向“缘情”转变过程中重要艺术价值,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转变的历史缘由,包括作者的社会地位的变化、文坛风尚的转变等,具体而微,令人信服。乐府旧题《折杨柳行》,历代文人多有拟作,这里反映了哪些问题,以往的研究多语焉不详,曹先生却能从陆机和谢灵运的两首诗中辨析出两晋文人心态的变化。两人都出身于高门贵族,但是生活背景和在诗中反映的思想情绪却全然不同。陆、谢两人的这种思想差别,其实不仅仅是他们两人特有的情况,而是代表着太康诗人和元嘉诗人的不同。太康诗人志在用世,而元嘉诗人则更多地关心个人的荣辱。这种心态的不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魏晋以后“门阀制度”的形成与衰微、儒释道对士人的不同影响所致。这篇文章由两首《折杨柳行》入手,就象剥笋一样,层层剖析魏晋到南朝士人心态的变化,还纵论了南北文化的不同,视野颇为开阔。《略论晋宋之际的江州文人集团》从文风与为人考察晋宋之际江州文人集团的形成与历史,他们与长江下游及浙江地区的高门大族文人有明显的不同,站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考察陶渊明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会使读者对这样一个传统课题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再联系《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第五章《南朝文风向各地的传播》,在作者心目中实际有其通盘的把握,这里他比较了江州、荆州、雍州和益州四大文化中心的文人构成情况,上溯秦汉,下至初唐,又不仅限于江州一隅。论题虽小,却展现了一个全景式的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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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戚芷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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